张炜：孔子的诗心｜名家专栏

Original 张炜青年作家杂志社 2023-11-04

作者简介张炜

张炜，著名作家；1956 年11 月生于山东龙口，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；出版有长篇小说20 部、散文20 卷、中短篇小说集8 卷、诗集2 卷；2014 年，作家出版社出版《张炜文集（48 卷）》；作品获茅盾文学奖、全国短篇小说奖、庄重文文学奖、南方传媒文学大奖杰出作家奖等；《古船》1993 年开始被法国巴黎科学中心确定为全法高等考试教材；作品被译成韩、英、法、德、日、瑞典、土耳其、俄等数十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孔子的诗心

——读《诗经》之七

文/ 张炜

孔子的诗心

孔子在《论语》中谈论《诗经》的文字大概有二十条左右，作出总体评价的有两条，即在“为政篇”和“阳货篇”中。长期以来，人们提到的孔子关于《诗经》的言论，总是强调他借此所表达的文化复兴和文化传承的责任感。这些当然是其中较为突出的，但细细观之，却会发现他借诗言志，还有更多更广的蕴含。孔子实在是太丰富了，我们从这些言论中，会深切地感受到一位有血有肉、情感真挚的孔子，体味他在阅读《诗经》时的那种陶醉。他即便从社会与道德伦理层面加以论断的时候，也是带着这种陶醉之态，能够深深地沉入其间。这种强烈的兴趣左右着他，让我们感到他思考社会问题、政治问题、民生问题时，表情严肃，当目光一旦转向《诗经》，立刻漾出了灿烂的笑容。对于孔子来说，《诗经》既是一部重要的文化典籍，同时也是一个趣味盎然、热情洋溢的避风港。他在这里可以得到愉悦和歇息，使一颗烦劳的为政之心获得片刻松弛和休憩。所以他热烈地推荐《诗经》，把个人的这种愉悦和享受与他人分享，还特别教导儿子孔鲤要好好学诗。

在孔子眼中，《诗》是最重要的读物，是人生的必修课，将来走向社会，无论是与人相处还是参与政事、事奉君王，都会有极大的帮助。它对于知识的汲取也是重要的途径，如礼仪的掌握，关于鸟兽虫鱼的认识，都是标准的读本。不熟读“诗三百”，就会缺少说话的技巧和内容，没有谈资，没有与知识人物对话所必需的修养和言辞。

孔子的“诗心”还表现在对诗意的爱与知、对处于生命激越状态下的表述怀有一种向往和认同。我们打开这部诗歌总集，最触目的就是“风”中那些大量情与欲的表达。这里有大胆的两性言说，它甚至比一些现代描述都来得直接和强烈。从一般的经验和认识上来看，我们会认为以圣人的刻板，必定要对这部分内容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和拒绝。但恰恰相反，孔子维护和赞赏这些“饮食男女”。关于这些，他有过著名的鉴定和界说，反倒是后来的某些“正人君子”不能坦然接受《诗经》的这些内容。孔子在此不仅表现了朴素和宽容，还有他对生命本身的深刻洞察与理解、对于人性的充分把握力。他丝毫没有一代代腐儒们的僵固和虚伪，没有居高临下的训戒之辞。一个历尽沧桑的可爱老人，兴致勃勃地面对这些吟唱，赞叹不已。他知道健康的生命意味着蓬勃的创造力，这一切与人的浓烈情感、强大的爱力是合而为一的。孔子一定发现了爱的本身无所不在的奇妙力量。爱与淫邪无关，它永远都是向上的积极的。

孔子同样肯定了《诗经》中的“怨愤诗”。那些具有强烈鞭挞与刺伤的悲愤诗抗争诗，其愤怒和谴责都得到了孔子的认同。《黄鸟》激烈地痛斥秦穆公的惨无人道，“三良”的殉葬，黄鸟的“交交”之声，三位夫人呼天抢地的悲嚎，一定令孔子心头产生了深深的共鸣。像《召南》中的《羔羊》《小星》，《魏风》中的《伐檀》《硕鼠》，《鄘风》中的《君子偕老》《鹑之奔奔》《相鼠》，《齐风》中的《敝笱》，《曹风》中的《鸤鸠》，《豳风》中的《狼跋》，数不胜数。正是这些刺向贵族或君王的诗篇构成了《诗经》的另一种刚劲悲烈之美，有着巨大的涤荡力量，这种战斗的尖锐性格是诗集中最激越动人的部分之一。一位世事洞明的智者对于各种罪恶不可能视而不见，当他的目光落在这些文字上，一定变得冷峻而沉重，心弦会被强烈地拨动。

《颂》诗在孔子眼中一定是蔚为壮观的，这与他对西周的盛赞和怀念是完全一致的，是响彻在心底的快乐而宽慰的鸣奏。在他心中那是一个真正的盛世，其中的周公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政治人物，是他梦想中的圣明君主形象。这些西周宗庙祭祀和重要庆典的演奏，这些唱个不休的“颂词”，直接成为他缅怀以往的时代强音，它们越浩大越好，最好要伴随人类前进的脚步一直继续下去。这个时刻孔子的陶醉不再是由于情趣，而是对于庙堂的庄敬与神往，是政治理想和礼法尊严。对于一心要恢复“周礼”的孔子而言，《颂》当然是极其重要的文本，是最珍贵的“复礼”记录和凭据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孔子从郑国返回鲁国之后，在“订诗”和“正乐”的过程中，《颂》的旋律以及与之并行的这些诗句，该是晚年生活中多么重要的心灵滋养和精神支撑。这时候演奏的不仅是“诗”，而且是他的终身梦想。

《诗经》走向庙堂，孔子的“正乐”或许起到了路标石的作用，它指示了具体的路径和方向，强化了自身的价值。虽然在这之前《诗经》的大部分已经走向了庙堂，但孔子的这个工作加快了它的“经化”步伐，为其不可撼动的“经”之地位奠定了一个基础，使其成为一块沉厚的基石。后来作为“万世师表”“至圣先师”的孔子，他极为推崇的诗篇也就变得更加不可撼动了。《诗》自身固然具有这样的价值和内容，而一些伟大智者对它的诠释，又进一步促成了这种价值的发掘和认知，把它推到了赫然之处。由此开始，在几千年的历史中，那些步孔子后尘的大儒们一直在做这种工作。这是修补的工作，当然还有挑剔的工作，不管怎样，他们大致都没有违背孔子的初衷。各种各样的观点，无论是正见还是曲解，其实都在做着同一种努力，就是将《诗》变为“经”，让其成为某种准则和标准。

这个过程中最为棘手的事情，就是那些曾经使孔子肯定过的一部分文字，竟成为无法排除的障碍，甚至成为一部诗歌总集的污点。后来顽固不化的儒生们竟然把这一类篇章当成了反面训诫的标本，比如当成“淫诗”。如此一来，何其麻烦和荒谬，当然有更多的人不能够苟同。因为与孔子当年编纂诗经的本意大相径庭，这种曲解也成为诗学研究中最尴尬的段落。令人诧异的是远古时代的吟唱者可以那样直抒胸臆，几千年过去，一些后来者却如此的扭捏作态。他们或者被凝固的礼法所框束，或者被异化，自此失去了正常的审美力与伦理精神。

真正的智者既拥有强大的理性，也具备活泼的感性。后者一旦泯灭，理性也会大打折扣。审美力作为一种先天的能力，一定属于真正的智者，它使他们摆脱昏暗和迷茫，变得自由旷达，能够从人性的高处去把握时代。生命本来所具有的丰腴和宽厚，在这里将得到最真切的理解、最生动的诠释。正是以孔子为代表的智者，把深刻的诗意同时奉现于庙堂和民间。

儒学与诗

我们可以把《诗经》看成唱出来的儒学、漫洇和生长着的儒学。复杂而又单纯的儒学、在实践中确立的儒家观念，而后会在这一声声吟唱中进一步生长。在文化和道德两个方面，《诗经》都是中华民族最有说服力的韵文。

虽然可以在几千年的经学中看到许多腐儒的身影，找到一些陈腐和瑕疵，却不能把这些问题归结于儒学本身。那是儒学在庙堂中历经政治人物的反复改造，不断被强化实用性的畸形发展中所滋生的颓败，是锈蚀的部分，而不是更新和生长的部分。这样的儒学已经不能接近《诗》，因为这三百首之中的主要部分如《风》，其鲜活灿烂的精神与庙堂与民间的腐儒们是格格不入的。如果说《颂》构成了另一种色彩、另一种质地，是儒家诗学中僵化刻板的组成部分，那么它本身所具备的正大和持重，仍然具有一种不可贬损之美。即便是现代，对于庙堂秩序与礼法也不能采取一概贬斥的态度，它们不仅在诗的意义上应该得到肯定，而且在社会伦理的层面上也大有可取之处。孔子对于《颂》的推崇当然有其理由，他对“周礼”的念念不忘，自有政治和道德的逻辑在。

《论语》是儒家最重要的经典，这部著作是弟子们对孔子日常言行的一些记录，非常切近现实，读起来活泼有趣，声气口吻如在眼前。这样一部经典，从形制到内容，与《诗》都多少有些接近，即它的鲜活生动、直接恳切、简洁淳朴。就因为二者有着共同的美学品质，在韵致上能够深深地合拍，所以这两部著作在后人眼里才有很强的互补性，能够引起深刻的共鸣。

《诗》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《论语》作者的重要精神食粮。我们可以想见孔子一生劳碌奔波，特别是前半生的学习成长时期，《诗》当为手边读物。在他心中，《诗》的旋律一直没有停息。当年他在鲁国看到季氏“八佾舞于庭”，认为“是可忍，孰不可忍也”，（《论语·八佾》）因为只有周天子才配享此舞。面对《乐》的僭越，他发出了“君子三年不为礼，礼必坏；三年不为乐，乐必崩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的悲叹。这种礼崩乐坏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地发生于诸侯国，不仅伤害了孔子心中的《诗》《乐》，而且引起了他深重的危机感和恐惧感。

孔子在大地上辗转奔波期间，有多少时间是用来收集《诗》，我们已不得而知。他周游列国之后才开始编撰和订正《诗》《乐》，因为有了闲暇，更因为这是一项太有意义的工作。至此我们可以知道他到了人生的总结阶段，世界观已完全确立，经验足够丰富，正是着手这一工作的最好时机。《诗》《乐》双订，意味着从头梳理和确定的开始。此时《论语》大部成篇，但对弟子们的言说仍在继续，这是两个并行不悖的工作。孔子晚年忙碌而又充实，是欣慰和快乐的，因为这是一个回头寻找、鉴赏和推敲的最好机缘。如果把《论语》自由活泼的文风和盎然丰沛的情趣与《诗经》一一对照，可以发现这是两个内质接近、形式上有所区别的文本。一个是社会政治文本，一个是艺术文本。但后者也有着强烈的社会性和道德性，像《大雅》和《颂》，正是它们的刻记才使社会礼法进一步巩固；即便是野性十足的《风》，也起到了这种作用。而《论语》这个思想和政治的文本，我们也能从中看到极为幽默多趣的片段，称得上是艺术美章。我们忘不掉《论语·先进篇》里孔子与弟子们畅谈理想的情形，曾晳说他的理想是“莫春者，春服既成，冠者五六人，童子六七人，浴乎沂，风乎舞雩，咏而归”，“夫子喟然叹曰：‘吾与点也’”。对此，后来的朱熹有过圆融精妙的评注：“动静之际，从容如此。”“其胸次悠然，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，各得其所之妙”。

孔子认为最高的理想就是在沂河里冲个澡，然后在凉风吹拂下歌唱起来。这也算得上“理想”？如此结论会出乎很多人的预料。生活中的游玩与闲适，自由自在的状态，竟然让孔子暂时忘掉了治国大要，也不再联系仁政之论，好像一生的政事忙碌和追求奋斗都为虚幻。其实换一个角度想一下，孔子的奔波与追求，难道不是为了建立一种礼法和秩序、实现崇高的政治抱负？再深入一问：所有的抱负与仁政，最终结果不就是为了获得一个自由、幸福、浪漫与宽松的人生？失去了本真与自由，就是人生至大的扭曲与折损，与这种不幸和悲哀并行的，一定是严苛无义的社会生活。这种世相之下就是刻板无趣、拘谨和惴惴不安的人生。这种衰败腐朽的社会完全不是孔子的理想，不是他念念不忘、一生追求的目标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孔子是以一颗诗心构成了儒学的核心。孔子常常用另一种语言表述生命的欢畅与自由，体现伟大的浪漫精神。理解这一点，对于我们读通儒学或许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些后世统治者总是把儒学变成僵死的实用主义文本，当成虚伪的道德和精神的掩体，培育和倡扬一种“官本位”文化，其实不过是一种歪曲和阉割，一种阴谋和罪过。我们把《诗经》的文本和那颗噗噗跳动的诗心放到儒学中，还它们一个共同的心跳节拍，才能真正感悟儒学的意义，理解孔子。这样讲是还其本质，是表与里的统一论。《论语》中直言《诗》的地方很多，但即便没有谈《诗》，内质和气韵也与《诗》相近相通。这些，恰恰又极容易被我们所忽视。如果说孔子接受“诗三百”的滋养，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，那么这对他一生面向整个社会的言说，对诸多政治和礼法问题的探究，该是多么重要。孔子留下的这些有关社会思想政治道德的言辞，虽不是用来咏叹和歌唱的，但与《诗》的内在精神脉络却是一致的。

人性的丰富与温度存于《论语》，这里没有冰冷的孔子，没有无情的孔子，而只有性情中的孔子，这才是真正的智者。孔子的言论还有很多，这本薄薄的《论语》只是全部言论中的少数记录，仍然不能反映出一位哲人的全部思想风貌。儒学研究，还有伴随《诗经》而生的“经学”，都留下了一片相当开阔的场域。在这个足够开敞的空间里，繁茂的生长一直没有中止。几千年来，像产生“经学”一样产生了“儒学”，它们都同样交错斑驳，既无比繁茂又泥沙俱下，庙堂的故意曲解和利用，以及庸士们的涂抹，比比皆是。也正因为如此，让我们愈发生出返回原典的强烈欲望。我们阅读“诗三百”和《论语》，就要从活泼的心跳中倾听生命的节拍，用心灵激活经典。

诗的兴观群怨

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，是孔子关于《诗经》的著名言说，也是他独有的思想与艺术标准，历代都将其当成最重要的论述。综观形形色色的诗论，在这些方面已经很难超越。只要谈《诗》，就必然提到这四个字。“兴”是激发情致，托物起兴，故而居于首位。不过还可以稍稍地修正一下：“兴”不是用来激发情致，而是情致激发。如此界定就有了重要区别。“观”“群”“怨”三个层面多少靠近社会、思想和政治的工具意义，与审美有了一段距离。当然，所有艺术作品都会具备多重功能和倾向，并能够进行多方面的使用和解释，而且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截然分离的，而只是相对的区别和不同。作品具有某些与文学审美稍稍剥离的特征，而这些特征又会成为审美的另一些元素。《诗经》作为中国最早、最重要的一部诗歌总集，在这诸多意义上都自然而然地有所凸显，鉴赏者可以把它们合并，也可以把它们分离。我们可以说，某一首诗的意义突出表现为“兴”，或者“观”，或者“群”，或者“怨”，或者四面一体而不可分割。其《诗》的总体仍然是处于“兴”的状态，由此才产生和呈现出其他的品质风貌。离开了“兴”，音乐不可以奏响，音乐的顶点和最后的抵达，仍然需要在托物起“兴”中运行，这是显而易见的。

孔子认为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，可见《诗》最重要的特质还是“兴”。虽然这里的“兴”与作为单纯艺术手法的“兴”不是同一个含意，但它们同属于审美的范畴。我们通过礼法确立社会标准，而推行标准却需要依赖“乐”，“乐”成为很重要的手段，它技法层面的意义和工具的意义，在这里得到了加重和强调。“《诗》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迩之事父，远之事君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。”（《论语·阳货》）由此可见，《诗》具有多么重要的功用和价值，“近”可以事父母，“远”可以事君王，并且那些描述鸟兽草木的名称极多，正可以通过它来辨识自然万物。孔子由“诗”谈到了“礼”，谈到了“乐”，实际上它们是三位一体的，由“乐”固定“诗”，同时也固定了礼法，即等级和制度，这是不同场合的演奏所必须贯彻和遵循的。作为一部社会百科全书，《诗经》所涉及的内容包罗万象，应有尽有，从外交谈判、日常语言技巧、祭祀宴飨、农桑渔猎、婚嫁习俗到孝道、君道、兄弟及朋友相处之道等等，都可以从中发掘。它的丰富性和多层面由于“乐”的确立而得到归束和分流，这种各归其位实在是太重要了，没有这项工作，也就变得一塌糊涂，其他都谈不到了。

在孔子看来，秩序的混乱是不可忍受的，礼崩乐坏的过程就是一个混乱的过程，不仅使用上的混乱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，即便是某一篇被错置音律，也是不可容忍的。在漫长的岁月中，由于社会动荡和战乱频仍，这些词句许多情形下都有可能丢掉原律，失去了二者的对应性，这种对应不仅是声音与内容的对应，更是与社会政治和道德的对应。我们由此可以衍生出极端化的“文学为政治服务”的观点，但孔子却不是这样，他绝非如此褊狭，综观他全部的论述，其内容要丰富开阔得多。在“立于礼”的过程中，诗的文学功用一旦割裂出来，也就失去了价值。后来《毛诗序》对孔子这方面的肯定和鉴别，又有了极大的发挥，变为更加热情的颂赞：“故正得失，动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于《诗》。”“先王以是经夫妇，成孝敬，厚人伦，美教化，移风俗。”这样一来，就把《诗》的巨大功用说得非常透彻了。

在先秦文字当中，比《诗经》更具有感染力和生动性、更能够昭示和接通天地精神的作品，确实罕见。其“美教化，移风俗”的功能是不必争议的，而这一切都要“成于乐”。换句话说，无乐即无演奏，那么一切皆要大打折扣，以至于“不成”。“诗三百”咏唱当中包含的各种内容，可以说是蔚为大观。“观”是《诗》的认识价值，观察、倾听、寻觅社会各种现象。“群”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是结合与协同人的志趣，形成统一的行动力，从“乐”的倾听、从歌唱和对答中感受强大的沟通力。歌为心声，而心声互赠是最重要的交流，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，社会就成为一盘散沙，关系冷漠的人际关系不适合人类生存。而“怨”则是警示，是牢骚，是指责，是批判力。许多时候文学的批判性是其功用的重要体现，一旦我们将“怨”从艺术中剔除，文学就会变成一个极为浅薄的、面目可厌的东西，不但不能成为社会的推动力，其自身还会渐渐油腻堆积，最后分解为尘，被岁月风雨涤荡一空，这种例子不胜枚举。

尽管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之解，会存在局部的细微区别，通过使用性来判定不同的价值，但“兴”依然是最重要的，所以被置于首位。“兴”是生命发出歌唱的基础，是审美形成的源头，它的功用和状态都是极其重要的。没有“兴”这个首要元素，“观、群、怨”都将丧失，这几个方面的功用也很难合而为一。自古至今，《诗经》所形成的这些基本元素，一直被艺术创作实践延续下来，固定继承和发扬光大。正像许多学问在后来的使用中要被歪曲一样，它的这四个功用也经常被现代人分裂和割舍。有人出于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的，往往把其中某一点单独抽出，然后无限放大，最终将一个鲜活的生命机体变为一具僵死的模型，以至于面目可憎。它们成为无“兴”之物，成为心胸狭窄、目光短浅、虚伪而空泛的喧嚣。

《诗经》所开辟的宽阔汹涌、浩浩荡荡的河流会一直流淌下去。“兴、观、群、怨”是这条河流的基本组成部分，抽掉了任何一种元素，水质就会改变，就会浑浊。一条大河的价值不复存在，也就谈不上滋润和灌溉了。

“思无邪”之妙喻

在许多人那里，“思无邪”往往被解释为“思想纯正无邪”。这样虽无大错，却未免有些过于道德化、伦理化和社会化了。这种解释与“文以载道”的浅表理解一样，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层，过于直白和简单，无法面对复杂的事物做出深入的分析。孔子最早说的“思无邪”，更多还是从审美出发，透露出一种更包容和更开阔的精神，洋溢出非常乐观的气息。“一言以蔽之”，这是怎样干净利落的一种概括。这种决断力来自一种自信、一种对于诗的深刻的爱与知：由“知”而“爱”，“爱”的深度又强化了“知”，是这样一种良性循环。一无所知的盲目兴趣不会耐久，也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。

由一般观点看来，大概不会以为《诗经》中那些不可按捺的强烈欲念和攫取之心是“无邪”的，而且甚至还可以说那些激烈的幻想、熊熊燃烧的欲望之火，很难通过正人君子的伦理审视。但在一个智者那里，在一个被公认为庄重而严肃的哲人孔子那里，却毫不耽搁地发放了一枚道德通行证。诗以言志，放声歌唱，唱出一个活泼的无所顾忌的生命，这才是最美的。在整卷“诗三百”中，这种欲望力强盛而节制，成为基础性的气质。从文字数量上看，这一类诗作仍然不是主体。如果说在总体结构上、在经过订正的旋律的强大覆盖与笼罩下，在盛大的颂辞之下，这些爱欲和爱力的表达能够起到微妙的衬托作用，那么它们就是更加不可或缺的了。在处于上升时期的西周，这是一种繁茂生长的真实状态，离开了这种状态，一切都谈不上，等于抽掉了生存的土壤。

《诗经》的“思无邪”和政治上的“不乱”是一致的。乱政的暴力和险恶在诗中据说是没有的，一般意义上的淫荡和邪恶也是没有的，欲望和情爱不等于淫邪，就像讽谏、揭露、警示和劝告不等于乱政一样。这里面似乎有一个度的把握。当年一切还没有那么苛刻和严厉，这种源于自然、源于人性的情怀，似乎很容易被谅解。过于纯正单一，意味着生命力的孱弱，而孱弱不应该属于一个强盛的王朝，更不属于一个健康的社会，那种单调和拘谨苍白同样是一种萎靡，是令人厌弃的。如此来判断“邪”与“正”，大概是一种很高的指标了。也就是从这个意义上，这位智者对《诗经》做出了这一著名论断。这其中的寓意多么高妙。孔子从生命的丰沛饱满和创造的意义上、从事物本来具有的斑驳和瑰丽上，宽容了这么多，肯定了这么多，不仅是智慧，是一种清晰，更是那种强大的生命才能够拥有的自信。一个人和一个时代一样，没有自信即没有强盛，也不会拥有美好的未来。动辄以“邪”来论断，可能失于粗陋和羸弱。

《诗经》大约经历了三次重要的编撰，除孔子外，前边的两次都是官家订制，而且之前还经过了采诗官的选择。也就是说，他们首先从广漠的民间吟唱中选取了最重要的部分。我们可以想象所有的大地吟唱，这其中也许不乏“淫邪”，但最终可能还是不被选择，尽管这个过程中也会造成许多疏漏和埋没。采诗官携诗入宫，还有一次次修订和编撰，在严格的宫廷体制规范下，最终剩下的《风》，还有《小雅》的部分诗章，也仍然保留了许多血脉贲张之作，这其中有讽刺谩骂，甚至有足以被现代人定性为险恶的谤辞。不可遏制的情欲在《风》中涌动，荡起一轮又一轮波涛，令人为之神摇。这种勃勃生机成就了《诗经》最值得炫示的艺术风格。如果当年的庙堂气再严厉一些，如果道貌岸然的采诗官和审查者是一些不可救药、生硬蛮横的家伙，那么我们今天读到的《诗经》就是另一番面貌了。

值得庆幸的是，艺术的历史和思想的历史都没有那样书写，天命定数如此。这使我们涌起一种神圣的情感，似乎宿命中有一些美好的规定，正是它保证了人类按一个既定的轨道运行。日月伦常，进退有序，即使绝望无边，也还是留下了一线希望的缝隙，让生命力喷薄而出，撕裂黑暗。未来就从这里发生和开始，而且铺下了一条道路，它一直从古代延至今天。如果当年“无邪”装下的是另一种内容，我们整个的精神史文学史，乃至于思想史，就得重新改写了。我们于是可以认为，以孔子为代表的那些精神巨人，真是居功至伟。

简明扼要，含蓄得当，这就是“无邪”之谓。有些事物不可多言，不可密织。一些粗砺和污杂一旦阻滞堆砌，会对美好的思维构成不可逾越的障碍。只有足够宽敞的通道才能涌动活泼的思维，让其不断丰盈，让复杂难言的意绪在相互交流当中变得愈加清晰和准确。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这样的空间和余地，可以自由地展开行动。我们需要倍加珍惜这个机会和权利。这里，我们似乎看到了古人的殷殷期待，看到他们温煦慈祥的目光。

孔子的旁白

我们阅读《诗经》，时而沉浸其中。静默下来，耳边常常响起孔子的旁白。这位老人的叹息和赞许，从耳畔悄悄掠过。这声音伴着几千年的旋律环绕着我们，牵引着我们，陪伴和提醒了我们。

孔子与《诗经》的关系实在是太深，他不仅是“诗三百”的最后一位修订者，为它“正乐”，而且还会是《诗》的终身痴迷者。可以想见，从少年、青年到晚年，孔子带着记录诗句的竹简进入宫廷，独自研读或携之上路，在暴土飞扬的遥遥旅途上与诗相伴。颠簸之车穿过原野，大地日落声稀，虫鸣羽振，熙熙攘攘的街市和通衢大道，一切风物景色尽收眼底。这是一个倾听与收集的过程，也是一个呼应的过程。阅读《风》，我们会一再想起孔子的那些评述，似乎看到了那位严肃端庄的博学老人会心的微笑。

《风》是活泼的声音，是民间的万千心跳，在这千姿百态的心声里，可以听到最为喜悦动人或隐秘幽深的心曲。《诗经》中有三个方面的描述是不可忽略的。

首先是那些美好的男女情愫，他们的思慕与盼念所引起的不可解脱的痛苦，分离的痛苦、欢会的短暂，各种各样的生存辛苦横亘在爱欲之间，将情份撕裂。这些场景下的热烈咏唱多么动人，它们辐射出强大的生命热力，一直烤灼着人世。

此外是对人间悲剧的记录，最悲凉痛切的莫过于《黄鸟》，它有令人战栗的黑颜色，是人性中最可怖的一种色泽。它在垂死和毁灭的深渊，是各种苦难的中心。苦难之丝像蛛网一样密布，举步碰触，然后就是一场挣扎。孔子对这一切当然不会陌生。我们无法知晓他读《诗》可以“事君”的观点到底隐藏了多少内容，也不知道他的“《诗》可以怨”，其底线究竟在哪里？“怨”是一种方式，也是一种责任和力量，它关乎社稷民生，还有王朝的命运。如果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和思想者，不能正视《黄鸟》倾诉的那种无边绝望、没有那种恐惧之下所泛起的拼挣之勇，一切也就谈不上了。

《诗经》第三个不可忽略的，就是它所洋溢的那种肃穆与庄严。这种气质主要是来自《大雅》和《颂》。孔子一直怀念西周，向往其秩序和礼法，以至于成为终身的政治寄托。围绕《诗经》，孔子时而呢喃时而大声言说。他的声音是无法消失的，可以预料，自过去到未来，他的旁白将和三百零五首诗章同在，在人们的温习中一遍遍变得簇新，时光的尘埃将被一再揩拭。

有时我们会稍稍诧异：时光已经演进到二十一世纪，诸多禁忌已荡然无存，现代人秉持和依傍的是商业主义物质主义时代的新刻度，欲念可以泛滥成灾，最拙劣最原始的攫取贪婪大行其道；然而即便如此，在某些场合我们仍然不能够直面《诗经》，这里指更深层的认知与理解，比如说它的生命激情，犀利的诤言，指斥和警醒；我们不能用现代的声音去重复和阐示，似乎仍然不愿让其成为这个时代的共识；我们宁愿在某种晦涩中装聋作哑，让诗与真变得麻木。

这些非凡的诗句既是出土文物，那就该永远封存于某个角落，只是在某些特殊的时刻才被我们打开。可是这种匆匆相逢和粗糙的交流，根本无法使我们真正地走近。我们的目光已经适应了平常的光色，而这些古老的铭器刚从阴暗处移来，周身布满了陈旧的痕迹，需要我们耗费太多精力去探究和解读。物质主义时代只有娱乐，没有深思，普遍的浮躁和肤浅会一遍遍让我们迁就自己，会苟且和懒惰。我们与这些宝贵的心灵一次次肩而过。是的，几千年前的那位老人一再地提醒我们，他的声音由杰出的弟子记下，然后就变得不朽。似乎没有多少人去公开挑战这些成说，但是抗议之声却从未断绝，只是他们大多数时间以隐性的曲折来表达而已。

在相当多的人那里，长期以来，对《诗经》的阅读，实际上就是同那位智者论战。这真的是一个不停地争辩和言说的过程。这时候他们或者表现得更加正人君子，或者是走向反面，做一个荒唐颓丧而又胆大无畏的现代人。在他们那儿，或者将《诗》变成呆板生涩、毫无生气的教条文字，或者就干脆把它当成战斗的宣言书；还有人认为，它既然“无邪”，又怎么会是艺术？这违背了商业时代必要奉行的一条法则：凡艺术都要具备三分下流。这条荒谬的法则实际上仍然没有宽容，也没有仁慈。

刊于《青年作家》2019年第07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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